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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四史特辑:隐逸传

隐逸是中华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它不仅存在于隐士的隐逸行为之中,更被历代史学家所重视,编撰于历代正史之中。二十四史虽编撰朝代不同,历史背景各异,然基本都有隐逸行为的记载,其中更有《后汉书》等十四部正史开辟了隐逸传。

隐士是封建社会一股不容忽视的重要政治力量,所以,历代统治者都注重隐逸传的编撰。隐逸传的编撰是与当时的隐逸风气密不可分的,而隐逸风气又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的。同时,隐逸传的编撰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,对隐士阶层来说,隐逸传的编撰,使隐逸“合法”化,提高了隐士的地位;从隐逸文化方面来说,隐逸传的编撰,传播了隐逸的思想。

隐士

隐士,又称隐者,指素有才名、贤名而不出仕之人,常处隐居、隐遁、蛰居状态。《易》曰:“天地闭,贤人隐。”又曰:“遁世无闷。”又曰:“高尚其事。”……乃“天地闭”而“贤人隐”,是以、并非一般人隐。不仕,却并非不出名。或归隐山林,或遁迹江湖,或居山据险,或居于岩穴…… 还有一种,就是助帝王建立霸业后即“功成身退”、隐没江湖,如张良、范蠡。 有两种人,是否属于隐士是有争议的:

其一,出仕之前,并无刻意追求功业之意;决意入世,方才韬光养晦,等待明主徐图进取的名士。如姜尚、诸葛亮、李泌;

其二,沽名钓誉,企图不做任何实事而受人尊重的投机分子。如东汉的严子陵,因为有故意作秀的嫌疑而被清代人作诗讽刺:“一袭羊裘便有心,虚名传诵到如今。当时若着蓑衣去,烟波茫茫何处寻?”这首诗是说严子陵反穿羊裘去钓鱼,分明是沽名钓誉,要等光武帝来找他,以此为成名的手段。如果真想逃名避世,只穿一般渔人的蓑衣斗笠即难以暴露身份,因此而批评严子陵是有意弄噱头,求虚名,不是一个真正的隐士。

隐士一向是历朝朝廷征召的对象。西汉淮南王刘安作有《招隐士》篇,后收入《楚辞》。刘宋豫章人雷次宗隐居在庐山,被征召到首都建康鸡笼山开馆授徒。雷次宗曾为皇太子诸王讲《丧服经》。唐代有所谓的终南捷径,装出不出仕的样子来,其实是巴不得早点当官,“终南捷径”就是讽刺假隐士。

《辞海》解释“隐士”是“隐居不仕的人”。《南史·隐逸》:隐士“须含贞养素,文以艺业。不尔,则与夫樵者在山,何殊异也。”又谓其“皆用宇宙而成心,借风云以为气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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